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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学期，我为学院一个班的学生开设“西方社会学史”课程。大概在学期中左右，我给学生布置了“写一篇小论文”的中期作业。由于忙于他事，全班同学交来后我迟迟没有评阅。最近，我挤出时间，仔细阅读，总体感觉非常高兴，其中有一篇作业吸引了我的眼球。我细阅了多遍，给这篇并“不严谨、正式”的作业评了不低的分数。
我总是以为，学生的作品，难免会流露出稚嫩来，但对此也不应该有过多的苛求，发现其中的哪怕是一点点的闪光之处并给予热情的鼓励，便是老师的责任和应有的担当！
一直以来，总感觉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还是决定：先放置其他，按照原文，不做任何变更地将这篇作业录入电脑（学院要求学生的作业要手写出来，不能打印）并把它呈献给更多的人。以下便是一个本科生对社会学的思考和表述。
尊敬的岳老师：
您好！您先前已给我们讲明这是一次作业，是一次小论文，而学生却给您以信件的方式完成，有必要向您说明。这次，我迟迟未动笔，因为自学社会学以来，脑子里有太多的想法，不知写哪一个，思来想去，决定就将学生这段时间的一点想法向老师做一次总结汇报。这就当然不能用严谨正式的论文体式，用“信”的方式，似乎不必关乎太多“科学态度”的问题，学生也好有什么说什么，以便让老师知道学生所想，好施以棒喝。
以下，开始汇报。
一、社会教育学——社会是孩子，需要人去教育
这个标题，是学生学习社会学概念及相关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思考“社会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想出来的。在这里，学生将更多的视野放在中国，更多地关注中国自己的情况。经过思考，我觉得，“社会学是孩子，需要人去教育”。展开来说，可以说成：“世界，是由一个个孩子组成的。譬如，中华民族就是孩子之一，中国社会就是孩子之一。这些孩子要成才，要健康，要发展，就需要人去教育，社会学的意义就在于此，而社会学学习者，社会学家，则是以‘社会教育家’的身份出现的。”
以上一点，是学生站在中国立场上对“社会学是用来干什么的”的一点理解。下面，向老师汇报一些与“社会教育学”相伴随思考的问题。
二、东西方是不同的
东西方的不同，实际是指文化的不同。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的不同，构成了社会的不同。严格来讲，是由于先天本质或生物性不同和环境，即文化不同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但是，显而易见，环境或文化对人的塑造力量远甚于遗传或先天本质对其的作用。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只考虑文化因素。
梁漱溟先生概括过中、西、印三大文化圈文化的不同，讲到西方文化品质是向前的、积极开拓进取的，印度文化品质是向后的、寄希望于来世的，而中国文化是调和的，居于西、印文化中间。学生认为，这个概括很扼要，从宏观上，讲明了东西文化的差别。
实际上，梁漱溟先生这种分析是在静态下的分析，而在当今社会变迁、文化冲突，融合如此快速的现状下，在科学都追求普遍性的情况下，说东西方不同是否依然有意义？世界会不会最后形成一种“世界文化”而没有分别和异性？
奥格本指出，文化的变迁有四个因素，即“发明，积累，传播，调适”，发明是指发明新的文化形式，积累是指有效用的文化形态的持久存在，传播是把文化形式传入新的地方，调适则指文化的一个部分变迁时其他部分相应变化。
其中，文化通过传播到其他地方，然后，通过调试，选择性地积累下来，最后，在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发明，然后再传播，这个过程中，调适的过程是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会被再造，再造以后，又会被淘汰掉一些，积累下来，只是因为它对社会有用。然后，产生新的、同样很有特色的文化。显而易见地，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由于传播的迅速，只能越来越多元化，而不会在世界范围内整齐划一。
还有一个问题，在文化变迁中，原来的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为什么有些文化会一直存在并影响社会，而有些会消亡？奥格本指出，存在是因为有用，另外，文化有其惯性，是极不容易消亡的。文化，或一个民族的方向，如一个朝着某一个方向运动的巨大的物体（如西方文化向前运动，印度文化向后运动），虽然在此过程中会有不同力作用于它（其他文化的传播和入侵即是这种力），但在短期内，方向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除非有与之相抗的巨大的力，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冲突，会产生巨大的文化震惊与社会震荡，但这毕竟是特殊，我们不考虑。
以上种种说明，东方文化是不同的，换个角度，中华民族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学生认为，社会学就是社会教育学，那么，就有一个因材施教的问题，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材”不同，施教方法也就应该不同，寻找中国的“社会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则是社会学中国化的首要任务。
三、中国这块“材”
要因材施教，首先要审查清楚这个学生的具体情况，这里面，重要的不是它的经济、政治等具体指标，而是要看文化，因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经济、军事只有强弱之分，而文化则可以是根本不同的。
中国文化，受三家文化影响至深，即儒、佛、道，这其中，儒家文化对中国影响最重。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就是说，与西、印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以政治、伦理为轴心，基本上反功利，致力于人格的自我实现，贬低物质享受的价值，重义轻利，以德制欲。
李瑞智、黎华伦在《儒学的复兴》中总结儒家文明独具的特色有以下几点：
①尚古；②积极关心国家政权的形式和功能；③重视教育；④宁要人治或德治，而不用法治。这一点极为重要，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很早就对这两者作了如此明确的阐述，以及贯穿中国历史的反反复复的儒法之争，使人们深深意识到德治和法治复杂性和微妙性，联想当代人们对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反思，可以提醒人们，它的所作所为靠的是一个德、法并重的政权；⑤接受多种文化的精神传统，诸如儒教、佛教、道教、天主教等等都能共存共荣的环境；⑥提倡并促进独特的“仁”和“礼”的概念。孔子提倡以“仁”和“礼”为中心，旨以推动整个社会运行的社会秩序的概念。
在这种特点下，受儒家影响的民族便有一些特点：
①强调对社会的义务而不是权利；②强调人治或德治而不是法治，最大限度地尽可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及团结，强调礼仪和规矩，相互之间的竞争是在保持社会一致性的原则下进行的；③高度强调严厉的甚至是无情的教育竞争，受教育是无尚光荣的，教育竞争的胜利者可终身获得崇高的地位；④强烈的古今一脉相承意识。
以上，即是受儒学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的概观。
四、社会教育学——以个体人教育为例说明
在因材施教的前提下，到底应该怎样教育我们的社会？这里，学生专指中国。我们知道，与西方认为的“个人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因”及在此之上形成的“自由、人权”思想不同，我们民族不认为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我们民族，是集体主义而西方是个体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大胆地按照我们民族的习惯，将中国比喻为一个个体人、单个人，即整个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只不过是个等待和需要发展、需要接受教育的个人。我们知道，我们在教育一个孩子的时候，除了要教给他一些科学知识外，还要教给他一些别的东西，按我们民族的分法，知识被分为“道”和“技”两种，如果科学技术是“技”的话，还有“道”的问题。这一点，学生愿意加上着重号，学生认为，科学是残缺的，它只能解决“真”的问题，不能解决“善”和“美”的问题，而就人类“幸福”而言，更需要“善”和“美”。
学生讲要给“小孩子”或“社会”传授“道”的东西，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司马云杰在他的《文化社会学》里有一个很精彩的比喻：“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社会，不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人涂抹，随便装扮，给她什么文化，她就接受什么文化；恰恰相反，她是一个有个性、有追求、有自我需要的犟姑娘，她必将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从古今中外的文化丛中摘取自己最心爱的花朵，否定这种个性的自我需要，把任何文化硬塞给她，都是她不能够接受的。”这个例子举得好，社会教育学，就是要培养出这样的“犟姑娘”来。
这里，学生愿意提这样一个东西——“民族格”。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完整的民族格，那么，教给他太多的“科学”，只不过是一个弱智儿童看着手里的电脑芯片傻笑。没有性格的人受人欺负，没有民族格的民族同样受人瞧不起。
以上一点，培养我们本民族“道”的层面上的东西，就是社会学的目标，社会教育学，是民族社会科学之至。社会学家，是民族塑造者的领航人。
五、社会教育学的特点
学生认为，民族性格或者民族格，是教育的结果。社会教育学最显著的角度就是“教育”，这是最具特点的特点。这与教育科学是不同的。众所周知，教育科学的对象是个人，社会教育学的对象是社会，只不过，社会教育学把社会当作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接受非常全面的教育，而他所接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自强、自尊、自爱、谦虚和包容”等等的“道”的东西。当一个学生有这样的性格，那么，他就会在各种情况下做好自己，学会生存，学会如何强大。
郑杭生教授给社会学所下的定义是：“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学生愚昧，竞认为这个定义欠商榷。这个定义，看似与“小孩子健康成长应接受教育”一样，都是一些必需品，但是，学生讲的的社会教育学与郑教授不同，打个比方，假设一个孩子缺水喝、很渴，按郑教授的说法，是少了“水”这个条件，应该补充。但学生认为，更重要的是要使孩子有“耐渴”的能力。再打个比方，社会良性运行，要有先进的科学，郑教授强调的是“引进”而学生认为更重的是“自尊但谦虚”的品质。
还有，郑教授在其《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里面讲他所称的社会学是“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学生不明白，一门科学，怎么会受一个“主义”的指导？所谓主义，也仅仅是一家学说而已，而社会是复杂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