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农民在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中处于主体的位置，他们是农业和粮食生产的主体，如何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关键。农民同政府不同，他们不会从整个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粮食生产的问题，在满足自身粮食需求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收益才是最佳选择。对农民种粮积极性产生影响产生于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不断上涨的劳工价格的吸引，在我们调查的粮食产区，农民务农的纯收入基本如下：种小麦300元/亩、玉米300-400元/亩、棉花800-1000元/亩，每一季作物需要耗费几个月的时间，且受天气影响比较大。比较之下，在附近的县城和市区，一个普通劳工的价格为30-40/天，这与种田的收益相比差异很大。所以，即使是在传统的粮产区农村，村里依然是“386199”，年青人普遍外出打工。（2）农业经济作物生产的比较效益让粮食生产萎缩。我们在和农民交流时感受农民普遍对粮食生产不感兴趣，这里村庄农民自己种植一亩生姜的收益在1000-2000元，而种一亩小麦的收益才达到300元，我们在成都调研也出现这种情况，农民都在寻求经济效益高的经济作物比如水果、蔬菜、花卉的种植，这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下农民的理性选择，但对我国长期的粮食安全无疑也是一个挑战。（3）生产资料上涨对粮补的消解，如果说上面两个方面的较高收益使农民发生转向，而生产资料上涨的压力更降低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民告诉我们，粮食补贴前后他们种粮的收益并没有明显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上涨造成的。

    三、市场还是行政

    市场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最佳手段，我们正在推进的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一点就是让农村的生产要素进入市场，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农业的生产。在当前国外粮食短缺和国内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下，上涨的粮食价格是农民种粮的动力之源。但是，政府却在市场领域进行了过多的行政干预，通过粮储来控制市场的粮价上涨，对粮食的价格一再打压。“谷贱伤农”，低位徘徊的粮食价格严重的挫伤了农民进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拿我们调查的陵县来说，从2000年的1季度到2007年的1季度，小麦价格从1.04元/公斤上涨到1.62元/公斤，7年间上涨率为55.8%，但从全国看，只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就上涨了30%，劳动力价格上涨了25%，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都比上年贵20%以上，国际米价在今年前3个月累计涨幅高达43.9%%，而今年国家出台的粮食保护价只比去年提高了9%。国家在保障城市粮食供应的同时，实际上又在变相的牺牲农民的利益。普遍的物价和生产资料上涨很轻易的将每亩80元左右的种粮补贴抵消，只有按照市场规律，实现粮食价格的上浮才是惠民之举。所以，调研中接触的农业主管部门人员强烈的呼吁粮食价格的上涨。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在多次深入各地农村调研后，不止一次的呼吁：解决粮食供应“还是要靠市场经济的办法”，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粮价。

    另外，国家虽然对粮食生产补贴的想法是好的，但是这种“补进不补出”的办法存在很大的制度漏洞，并不能真正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大量为了“骗补”的低产田的出现就是一个佐证。只有从流通环节把关，提升粮食价格，让农民从销售环节中受益才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才能让农民取得与其劳动价值相符的收益。同时，鉴于粮食补贴带来的不利因素，当地农业部门提出的“以降代补”也有很有价值，这种办法首先就取消对种粮的补贴，运用“黑箱效应”不抓粮食生存过程只抓粮食的销售环节，在提升和补贴市场粮食的价格的同时，从市场销售粮食每斤中提取一定比例（比如3分）作为当地粮食主管部门的工作经费，这样一方面加强了基层农业部门推进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解决农业部门经费短缺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农业部门积极推进和价格杠杆两个方面作用下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