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大文化变革运动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主要国家的精神文化走向,并融入欧洲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信念之中。我们说,文化精神一旦介入现实社会,它便会成为实际力量,成为历史的杠杆。正是这些精神启动了欧洲近代的文化,促成了欧陆的社会转型。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精神的催化,恐怕也就不会有今天灿烂的欧陆文明。

    中国要建成工业文明,实现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状态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实现政治体制领域的民主与人本思想,文化在其中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时下的中国同样需要有这种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生成,需要对文化进行重新构建。

    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重建

    1. 当代中国文化的依附性

    近些年来,人们普遍所感到的一点,即是面对与身处的人文景观已今非昔比。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社会的合理性已不再仅仅依赖于意识形态的辩护而主要有赖于对系统的合理性技术性调节,这造成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物质实力的大大加强,共同体个人的潜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掘。而反映到当代文化之上的变故却带来了深刻的震荡。

    过去意识形态出于对各领域的统摄性要求,不仅对理论思想(也包括经济活动)领域起着规范性作用,而且也因此承担了与之相关的对文化的监护与养育权,而意识形态的相对避匿则使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文化的保护权,而这又恰恰是在所谓的“文化自主”、“文化走向市场”的理论名目下进行的。由于手段的一致化,同时也使得更多本无生存活力的文化形态也一起处于自生自灭的放逐中,面临基于性质上决定了的无法承受的考验,以致大批原已建立的文化设施、文化社团纷纷涣解,甚至那些肩负着重要文化使命或国家文化建设使命的组织为取得自我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只得改换门庭、调整方略,以适应带有明显经济目的的生存竞争,并同时导致大量优良人才资源的流失。而那些在各层次上发育起来的权且称为“高级文化”的东西(包括主体文化、探索文化、经典文化等)又迎面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重创。

    相比之下,在此残颓的背景下,代之而起的是消费文化在一种感官放松与娱乐需求激增情况下的骤然兴起,虽然对之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种种辩护,但从目前发展与呈示的样式来考察,其基本上处于一种丰富与无序并存的状态。因此,对于文化做价值上的认定往往会抹煞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差异,那么必然会使教育、训练、智力及深度精神体验等内容一概纳入怀疑论的视野之中,将所谓的“现代文明”理念框架完全虚幻化、虚假化,文化的发展反被大规模低层次上的制作行为与认同心理所支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消费文化就不应当有自身甚至是在范围上的进一步开拓,但从它目前所表现出的无序与低浅看,恐怕连消费文化概念的维护者们也难以具体解释,而只是停留在抽象的词语赞美之中而已。而且,事实上由于它在客观上也常常是以“高级文化”的对立面——一种消解力量出现的,这样也就自然形成了与后者在文化资源上的竞争,加之以上所述原因,必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促使文化朝低浅化、粗俗化沉降。虽然最近的趋势得到一些控制,但只要这种失重以及文化自身的素质得不到改变,当代文化也只能处于表征繁荣而内在荒芜的恶性悖立的局势之中,这种替代性满足是难以掩盖实质上的空虚的。

    事实上,由此而引起的已不仅仅限于对原有文化的冲击,而且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态度的感知方式与表述方式。一些人希望用经济救赎来解决当今的文化现状,从而使经济介入文化领域,虽然动机有所不同,或出于文化理解,或出于文化利用,而经济活动的本性又决定了绝大部分考虑会从文化利用的角度出发,而在无控制的情况下这种投入便仍主要是促使消费文化一极的兴盛,从而使文化进一步向投合低浅兴趣的方向倾斜,这已为近几年的事实所证明,黄赌毒等低级文化又沉渣泛起。而在对待高级文化的态度上,大多数经纪人看中的仍然是改造这种文化原有功能之后,如何使其文化价值转移为有利可图的交易性价值,即完全以市场机制运作方式处理高级文化的消费。此刻,文化往往被看作是对商业的诠释,并完全处于一种隶属的地位,文化的原义则已被抽取或扭曲了。

    以上分析了当代文化在运作方式上的依附性现状及隶属性地位,实际上在美学趣味上,文化内涵也不是朝一种更高的方向作自身的提升。取得世俗认同的愿望甚至也支配了一些曾经颇有成就的艺术家、学者,常常决定改换门庭,淘空自己原有的文化素养,去接近那种固有性或拟想固有性的世俗社会心理,以求得后者的同情与理解。而文化却失去了主体方面的立场,也失去了站在其外作为指导者、传播者或有关故事的编造者的地位。固有性压倒了超出性,从众心理压倒了主体心理。文化失去了自我,文化开始了迷茫。

    2. 对于文化重建的一些参考性意见

    文化,就其广义而言,是指人的一切创造物。但从狭义上看,它是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与价值认同。按照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阿兹的理论,文化都是自成一体的,各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特殊的别具一格的文化。中华民族在其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一种自在的未分化状态;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表现为血缘关系、宗法等级关系。处在文化显学地位的儒家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畏天命,重视人伦道德;道家文化则强调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奉行超然于物外的出世主义道德理想。在这种文化精神基础上,形成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如亲情观念、家庭观念、乡土观念等等,这些传统文化美德是我国的优秀遗产,但从另一角度讲又不适合转型社会对于文化的需求。

    在传统文化环境之中,我们便养成依靠经验和常识,忽视科学和理性的培养。而市场经济却需要科学和理性,崇尚自由和法制,但是我们却还不能走出人情和特权的困扰。正所谓过去的紧紧地托着现在,死去的东西仍在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我们社会结构转型步履维艰了。

    由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并且深刻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化的时代氛围内为其进行重新定位。实际上,这也是与文化重建以适应我们时代需要的文化模式密不可分的相关性问题。这种新的文化模式必定是合于现代性的,所以,其主导性精神也应是科技理性精神、人本精神和现代法制精神的统一。而那些传统文化也并非在一般意义上与现代性相违逆。其中,有一部分可以获得新生,正所谓“内圣开出新外王”,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可以与现代文化理念并存,任何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都不会与传统完全割舍。但是,对于那些与决定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在社会行动和社会实践中我们必须予以摒弃,同时自觉地接受和构建新的价值观和文化伦理观,让文化成为催生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并且在此过程中克服文化的滞阻力。

    对于这种新文化的建构,应该首先拆解传统文化,南怀瑾先生写了《论语别裁》,对这部“东方圣经”给予重新构塑,赋予其以时代特色。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才是保证我们的文化重建顺利实施的根本途径。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所兴起的文化加以中和和融通,构建转型时期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才是结构转型顺利推进的根本所在。文化的重建是文化对于自身的超越而凝铸的生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