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转型社会作为宏观思考的背景,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进行了重点梳理,提供了一种于转型过程中所希望获得的,并有利于构建多元有序公共交往格局的参考性意见。对于文化现状的反思或许可望导致一种观念上的转向,以便能以更为成熟,沉着的智性来处理人们在当代及未来所将面临的各种问题,透过对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重建二者的分析,提供文化重建的具体方略,谋求文化上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社会结构;转型;文化重建

Con temporary Ch ina’ s Soc ia l Restructur ing and Cultura l Recon struction

YANG Hui

(NortheastAgricultural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s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to the background ofmacroeconomic think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focused on the sta2 tus of the order, to p rovide a transition p rocess in the hope that access, and will be conducive to buildingmulti orderly pattern of public exchanges of information and views. The culture of the status quo may be expected to lead to a reflection on the concep t of the shift in order to makemorema2 ture and calm to deal with the Intellectualwe will be contempora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various p 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social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wo, thereby p roviding the specific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for the cultural p rocess ofmoderniza2 tion.

    Key words: social structure; transition;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所谓社会转型,是指整个社会系统由一种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结构状态过渡,它不是社会某个部分或层面的局部发展,而是社会系统的、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社会转型以结构转换为核心,同时带来社会体制的转机、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的变化等方面的发展。就中国目前的历史现状分析,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然而,现代性的吊诡告诉我们: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正在进行之中(远远没有完成) ,而且进行得步履维艰。其突出的特点是政治转型远远滞后于经济转型,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杂交性,它既不是典型的政治社会,也不是典型的市民社会;既不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又不是典型的工业社会;既不是典型的前现代社会,也不是典型的后现代社会;中国的经济既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中国的文化既不是原先的政治文化,但也远非成熟的市民文化或商业文化。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人类之间发生的冲突,根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由此可见,文化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在通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冲突将是人类各种差异之间最根本的。

    时至今日,中华文明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儒教文化”在信息时代被迅速地卷入“西方文明”的洪流,我们的文化正在成为附庸,我们的文化日益开始迷茫。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我们的内

    圣能否开出新外王已经成为一种燃眉之急。

    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分析

    从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现代化则成了中国被迫面对的历史选择。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国人曾进行过各种尝试,从林则徐到洪秀全再到康有为以至孙中山,有识之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至今日,现代化却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但在今天看来这只不过是浅层次的,只停留在物质技术层面,人们往往过多地追求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的存在。当前,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现代化以及人自身的现代化又重新被推到历史的前台,中国也开始由片面的现代化走向总体性的现代化。

    放眼世界,人们已经开始对后现代的关注,而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参照系统的复杂性而使得我们对文化的选择步履难艰:既要现代化又要反现代化;既要世俗化又要反世俗化;既要工业化又要反工业化;既要发展科技,又要反对科学主义。国人难免开始迷茫,但是由于我们一方面处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同时又位于反现代化的包围之中(相比之下,西方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反现代化的声音尚未产生) 。因而我们必须在世俗的诉求与宗教的诉求、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感官(经验)享受与终极关怀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那么压力与艰辛看来就难以避免了。由此看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已经不再是思想上的启蒙和理论上的呼吁问题,而是正在进行且必须尽快实现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继续推向前进、引向深入的问题。时不我待,由于全球化的推动与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文化的重建过程已不是文化本身,它是整个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伴生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对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格局作一整体的把握,就无法解释清楚中国文化所呈现的新状况,也根本无法解决文化的依附性现状。

    让我们考察一下西方世界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在西方走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展现出内在的引力,它们相互一致,并构成了以理至上、人性至善为核心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从而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

    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这种历史错位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特殊的历史定位。而这对于中国文化的构建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如果回望几百年欧洲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文化观念的确立,从直接成因来看,是通过欧陆近代史上三大文化变革得以完成的。这三大文化变革即是尽人皆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被恩格斯誉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文化精英,他们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名,倡导和弘扬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他们反对一切神,反对禁欲主义,主张人的现实幸福;反对迷信,要求意志自由;批判蒙昧主义,倡导智慧和科学。从根本上看,文艺复兴倡导了以个人本位的人本精神和科学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精神。

    宗教改革是对正统基督教的一种创造性变革。正统基督教认为,人不能通过自已的行为获得拯救,人必须压制自己的现世欲望,奉行禁欲主义,通过教会并不断向上帝忏悔。宗教改革把人从来世又带回到现世。人的现世行动被肯定,逐利被允许并被赋予一种终极价值。那种被韦伯称作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实际上打造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和价值理性。

    启蒙运动仍然强调以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为主要基调,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称为“理性时代”,一切都在理性面前受到无情的批判。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弘扬了一种法制精神和契约思想。可见,此时,人已经彻底觉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