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悄然所至和全球化进程的长波脉动，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业已到来，“流动性”时代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这种现实通过空间的流动性、认同的流动性和个体安全指数的流动性等方面表现出来。本文以“流动性时代”为背景，以社会学学科的广阔视角对“农村留守儿童现象何以出现？”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 流动性；社会实践；认同；留守儿童

    近几年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包括学术界和政界在内的人们的极大关注。若从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来分析，“留守儿童”的出现是人们不断的社会实践活动前提之下人口不断流动态势之中一种常见和必然的社会现象。之所以“常见”，是因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此相联，人类社会历史上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司空见惯，由于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化的生态移民、政治迫害造成的自发移民、基于经济建设和国防战略而进行的政府组织的政策性移民等，不一而足，只不过“留守儿童”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称谓的出现要很迟；[①]之所以“必然”，是因为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民工潮”无论是从涉及范围、人口规模还是持久性上来说，都应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不断“导致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系列剧烈震颤，使得本土社会种种现实问题所产生的压力也进一步得以增强”，[②]留守儿童及其社会问题的出现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在时代的“流动”潮流下分析留守儿童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以凸显社会学分析的广阔视野，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着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③]从而体征社会学丰富的想象力。

    一、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与“流动”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长波推进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造成了当代社会不同于过去的特点，国内学者将之称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④] 这种巨变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典时代旧时现代性挥别了过去的辉煌而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以富裕与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以及兴盛与衰败等等为基本特征的二元对立，而且，这种对立也有愈演愈烈的倾向。在当代中国，当社会改革不断地推动着社会转型进程的同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包括活动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认同方式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正如美国学者所言，与人合作虽然能够增加自己的力量，但也会导致孤立和不安全感的增加，以致对自己在这个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与生命意义产生疑虑并因此加深了自己身为一个人的无力感与无足轻重感。[⑤]一种浓烈的飘浮感、无助感以及有时甚至是深深的自责感凝成了非固化和流动性，这种直观的体验又借助于以往的集体和组织的淡出而得以强化，更是固化了社会内部的分离趋势，“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变得极其自恋”。[⑥]当代社会的“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对社会的分化和结构性巨变过程起到更强烈的催化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现当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无可置疑的是，这是一个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表征着社会结构的巨变性时代。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埃所说，“在一个处于变革日益加速的社会当中，人们的活动条件和活动方式的变化开始向我们提出极为深刻的问题。”[⑦]

    社会也是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中，虽说“那些把人们联结起来的要素比那些把人们分裂的要素更强大和更重要，成员之间的差异之处，与他们的共同之处比较起来是次要的和第二位的”，[⑧]但可以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性恰恰更多、更明显地表现为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在这个时代，“流动性”是其显著的特点，每个人被先验地定义是临时的，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不需要过多地慎重考虑未来的前景，人们只是对社会甚或流变的工作单位抱有一种试图拥有亲密感觉的憧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革着的社会之中的人们，以很大的“道德密度”[⑨]偶合在一起，不断地出入于各自的生活进程中，被各种各样的人所夹裹与包围，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而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⑩]在不宣而至、不辞而别的过程中，在变化中的人际关系技巧中把他人视为体验快乐的潜在源泉，人们也不再把世界视为是稳定和可靠的，在喧嚣与寂寞的脉动中默默地编织着属于自己生活梦想的画布。如果表述得极端一点，甚至于可以认为，对于生活与社会之中的个体而言，问题的核心也许就在于，“漂泊不定、无岸可依的人，不知道哪里才能找到一个‘安稳可靠的位子’好让他们有所归属”，[11]整个社会在冥冥之中、不知不觉地在营造着一股身不由己的探寻“原乡情感”（primordial affinities）的氛围。

    质言之，这个流动性就是“不确定性”。关于目前生活的不确定因素，鲍曼有过精彩的分析。[12]他认为，至少应该提到的原因在于：第一，新的世界的无序性。在一个缺乏明晰结构和任何逻辑的世界里，一致性和方向感的缺失终将让人们连诸如“进步”、“幸福”的认识受到了置疑。顺便指出，这种认识和涂尔干的观点如出一辙，在后者看来，我们无法提供一个衡量幸福的标准，有时，“我们感受到的快乐越多，痛苦也就越多”[13]；第二，普遍的非规则化。社区规划（the project of community）和市场提升（the promotion of market）只有让那些极个别的有力者坚信，他们的家园在未来不会衰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们的升级、社会职位、自我尊严及原有的认可会在一夜之间统统消失；第三，包括邻里和家庭在内的安全网在消费主义和统治精神的影响下，基于市场的无常和盲目性对个体提供的第二道防线早已弱化；第四，无所不在、极具渗透性的文化媒体传递的信息表明，人们很少像一砖一瓦地建造一座房子那样，逐而有耐心地建构自己的认同从而导致了认同的对象和认同本身的随意性和流动性倾向，“人们要永远生活在未被解决的‘认同难题’中”，[14]从而打破了常态与变态、平常与古怪、驯服与野蛮以及熟悉与陌生、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一方面，是前现代小规模共同体所具有的“浓厚的合群性”[15]严重缺失造成的本地人共同体对异乡人的最严重的指控，而异乡人认为，“一切驿站不过是宥于空间中的地点，注定会在未来成为过去”，[16]一切经过之处，迟早终将会被有意无意地抛在身后；另一方面，作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照顾和分担”（caring-and-sharing）的共同体，[17]社会通过福利制度显现出对防止个体不幸的集体保障的信赖，它本来是应该可以信任的、应该可以求助的，但如今，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对个体的痛苦的伤害，以至于有关“良好社会”的思考成为纯粹浪费时间的虚幻过程和想像。

    应该指出，以上分析主要是针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的，但“人类不是会盛开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而是奔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一辆辆马车”，马车表面构造上的差别并不是马车之间永久的、必然性的差异，而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路上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18]在一个日益压缩性和更趋单一性的世界里，虽说塑造认同的种种依据之间可能会发生种种碰撞，但这些依据之间则会越来越具有“共享性”，哪怕是有争议的“共享性”。[19]所以，如今的社会感悟到了建立在生机勃勃的社会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浓烈的邀请。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利益结构的调整继续在进行优化的探索，新的阶级和阶层关系在重建共同的生存方式，社会秩序体系更加趋向弹性和可塑性，制度性转换促使人们作出新尝试和新选择，群体和组织的旧模式仍在分化和解体，个体身份的获得、失去或修正正因而也面临着新的机遇。”[20]总之，这样一个结构性巨变的时代无可遮掩地昭示着一个流动着的时代的悄然而至，这是无人能摆脱于其强大的影响力的必然潮流。

    二、“流动的时代”及其简单解说

    在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帕格（Peternity Ludwig Berger，1929—）看来，作为现代西方特有的思想成果，社会学的特点（他称之为“社会学意识”）之一在于其中性化趋势，它不能标榜某一种社会、某一种文化是唯一的标准，它必须用变化、宽容和尊敬的态度去对待其他的社会、文化和世界。[21]社会学的中性化趋势决定了笔者并非在某种偏向的立场上描述我们所面对的时代，这里只是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对其尝试性地作出简单的界说。当然，这也难能排除我们作为社会学者对于社会学学科所隐含的人文意义的思考。[22]而正是该向度上的思考也会在一定侧面应证这样的判断：社会学必然性地和当代社会是契合的。

    前面我们从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的视角分析了“流动”时代的到来。必须指出，这里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流动”一词，它绝非简单的空间意义上的位移，而是借助于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 ）机制，让居于社会结构网络之中的个体在长短不一的时空跨度上“延伸”开去的过程，如此一来，社会活动便“越来越依赖于与时空中不在场的那些人之间的互动”[23]，远距离的社会时间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便会交织在一起。某些后现代主义学者，甚至通过有意无意地将历史夷平、逃避历史性的分析和对现象的历史性考察，借助于对当下时刻作共时性的极端推崇和描述，构想了一种彻底的现在主义。[24]可以认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是和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发展起来的“时空社会分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我们认为，对于“流动性”时代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首先，是空间的流动性。流动自然是和空间有着直接关联的，但在这种空间中包涵着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此在空间”与“彼在空间”等在存在辖区意义上二元对立区间的融合与重组而绝非单纯的空间隔离和彼此的对立；其次，是认同的流动性。社会生活中潜伏着的无序着某种危险性倾向，那就是人们会无视既存的事物也渐次丧失有关他人的真实感受，留存于现实中的信任或认同只是人们在婴、幼儿早期阶段获得的经验；再次，是与前二者有关系，尤其是受认同的流动性影响的个体生活安全指数的流动性，这实质是指个体安全状况的不稳定性，它要求个体“必须对这个愈益复杂而充满风险的世界即刻作出反应”，[25]人们“试图在不被危险伤害这个主要是否定的、自卫的目标的过程中达成团结”。[26]有一位美国学者表述得更为直接，他说：“若说人永远都有需要，那么人类今天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需要免于痛苦与无常，需要谜底得以揭晓，需要困惑得以解除。”[27]据此，我们也曾经强调，“安全”应该是社会运行规范化的基本要求之一。[28]

    通过以上粗线条的分析，可以认为，“流动性时代”是一个和整个社会发展的特定时代相关的、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这个“时代”即为现代性时代，它“通常不指别的东西，而是指当代社会和目前时代”；[29]这个“含义”集中于现代性时代对时空范畴在根本意义上的社会建构，它既包括对社会环境中个体存在的物理层面的重组和建构，更包括对于认同和想象这个意识层面上的建构，它表现为各种空间实践和文化观念的生产历程和传播过程。

    以上的视角给我们进行有关留守儿童现象的社会学分析搭建较为开阔的学术平台。至此，“留守儿童现象何以会出现？”将被置于我们的关注点之内。

    三、“留守”的必然性分析

    结合研究的任务和主题，这里主要集中分析留守儿童这一社会现象出现的必然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留守”的必然。本文认为，农民工的出现是留守儿童存在的基本前提，而农民工之所以出现又是和我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有着直接关联的，而这一切又源于无法避免的“流动性”时代。

    （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道路和流动农民工的出现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欧美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逻辑。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上，中国无疑是一辆迟到的“马车”，负重太多的车身决定了她不可能沿着“前车之辙”顺利前行。当西方的现代化经验无法为我们提供蓝本时，“后发赶超”的现代化道路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

    建国以后，中央政府适时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构想。重工业导向的战略使得我国很快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强国的战略联系的“高强度的积累模式”保证有限的资本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共同形塑了“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会资源实行全面垄断”的总体性社会[30]。城市单位制及农村公社制作为基本的支持性设置使得城乡间的资源和人口社会流动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同时，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导向的工业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重工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必然转向，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对排斥劳动力，大量的城市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会遭遇瓶颈；导致了经济结构出现了“重、轻、农”比例失调的问题，“非农产业部门在产值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就业增长缓慢”[31]。这种僵化的城乡二元社会极尽疲态，这注定了它的终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再分配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所导引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推动社会结构全面而深刻的转型。马克思指出：“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交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32]按照波兰尼的看法，其实，市场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它的重要性是通过市场与其得以运转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33]换言之，“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34]当市场借助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些要素并将之囊括进开放、自由的制度环境中时，“社会生存本身就屈从于市场的法则”。[35]这样，整个中国大陆在改革热潮中显示出的激情无以复加的表露了出来，深圳特区的财富神话使全国各地的知识份子、干部、工人和农民演绎了改革开放初期“孔雀东南飞”的时代性流动的乐章。特区的示范效应很快刺激了国人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人力、资本、物产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全面流动起来。在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获得了土地的自主经营权，这一变化一方面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另一方面给为农民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各地乡镇企业及沿海地区外贸加工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主要渠道，据统计每年有8，000万人至12，000万的农民工进入城市，[36]农民大规模流向城市的序幕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