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矫治社会工作制度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成功和最有效的。早在 1947 和 1949 日本分别制定了《恩赦法》和《犯罪者预防更生法》，由此开始了有关预防和感化矫治罪犯的法律建设新时期。至今，日本的《更生紧急保护法》、《缓刑执行者保护观察法》、《少年法》、《少年院法》、《妇女辅导法》、《儿童福利法》、《轻犯罪法》等法律法规中，都有与犯罪矫治有关的规定，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法规网络体系。在组织架构和机构设置上，既有更生保护委员会、保护观察所、刑务所、少年院、司法矫治机构，又有更生保护会、兄姐会等团体，同样形成了一整套犯罪矫治的服务网络。

香港的矫治社会工作制度主要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从英国引进， 1938 年在司法工作系统中设立感化部， 1948 转由社会局承担感化工作。 1950 年香港设立 “ 首席感化主任 ” 职务，逐渐为不同年龄的犯人提供辅导，矫治社会工作也逐渐发展起来。在 1965 年发表的 “ 香港社会福利工作的目标与政策 ” 中，申明政府必须执行法庭付托的有关羁留（指监狱以外）感化及监护工作。在 1973 年以后香港多次发布的白皮书中，再三重申：利用多种社会工作方法，协助不同年龄的男女过犯改过自新；利用感化机构及善后辅导服务，尽可能协助青少年自新，使之成为社会有用的一份子；非政府机构为受感化者、感化院假释院童及释囚提供辅助性质的住宿照顾，并提供个案服务、康乐及就业服务等。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香港积极倡导 “ 服务社会令 ” ，贯彻一向以来的 “ 社区为本 ” 的精神，这种服务方式提供了除监禁以外的罪犯矫治的另一种选择，更揉合并动员了有关社会资源，促进了矫治社会工作向更专门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