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介绍了男性施暴者工作的介入模式----杜拉斯模式和达尔文治模式，比较了两个模式的异同。作者以自身的工作经验探讨了将上述两种模式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关键词:家庭暴力 杜拉斯模式 达尔文治模式

    在中国，婚姻暴力的发生率在25%--40%之间。婚姻暴力已渐受中国社会的关注。公众渐渐承认家庭暴力不仅仅是家庭内部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刘梦，2003)。在西方，三分之一的妇女曾经历亲密关系的暴力 (包括受配偶、同居男友及恋爱期间男友身体、心理或性虐待)(0’Neil1，1998)。与家庭暴力存在的历史相比，家庭暴力被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认识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在一些非西方国家尤其如此。在家庭暴力被认识到是一个社会问题之前，人们认为对妇女施加的暴力并不常见，即使有，也只是夫妇间的私人间题。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北美的女性主义者经过努力改变了这一看法，而且家庭暴力的发生频率也被认真研究了。越来越多的妇女站出来讲述她们被虐待的经历，迫使社会中的其他人群对这个老问题重新进行审视。

    作为对这一要求的回应，欧美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助一些为妇女提供援助的服务，比如对妇女有庇护中心、互助小组等。于80年代中期，服务扩展至男性 "施暴者"(Dobash&Dobash，1992)。通过这些服务，研究人员和社会工作者越来越了解处于有虐待行为关系中的男男女女。于是，我们对家庭暴力的看法和做法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为男性提供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停止对他们的伴侣的施暴行为。本文的重点是探讨"心理教育"模式与"叙事治疗"模式在北美对男性施暴者的介入。首先我们对比两者的实践哲理，然后阐释如何在家庭暴力案例中，具体实施叙事治疗的应用。最后，作者 (特别第二作者采用个人的经验)分析结合两种模式对男性施暴小组在加拿大的应用作阐释。

    一、心理教育"模式与"叙事治疗"模式的比较

    无论 "心理教育"模式还是 "叙事治疗"模式，二者均以受虐待女性的利益作为出发点，无论在小组或个人工作介入，重点都放在女性的安全与男性施暴者的责任上。在中国，公众社会对家庭暴力的意识刚开始逐渐提升，但认为家庭暴力是家里事的仍属多数。刘梦(2003)指出，中国法律处理家庭暴力犯罪比家庭外的暴力犯罪更宽松，加上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促使男性施暴者不愿意承担自己施暴行为的责任，认为施暴情有可原。社会工作对施暴者的介入就是运用各种方法让他们能承担责任，以避免再度使用暴力。以下笔者以北美的杜拉斯模式 (DuluthModel)代表 "心理教育"模式作探讨。心理教育是现代主义 (modernism)的实践，是70年代及80年代在北美非常流行的方法。达尔文治模式 (Dulwich model)代表80年代及90年代基于后现代 (Postmodern;sm)理论的叙事形式介人手法。

     二、 杜拉斯模式 (DuluthModel)

    杜拉斯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北部的一座不起眼的小城，人口仅9万人。但它在家庭暴力这一课题领域里却是赫赫有名，因为它第一个用与社区合作的方法来阻止家庭暴力。杜拉斯在1980年成立了"家庭虐待干预项目》(英文缩写DAIP)，该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执法部门(警察)、法院、减缓刑和社会工作者都包括到项目中来，致力于改变男性施暴者，保护女性的安全 (Pence，1989)。通过运用这些机构、部门的力量，这一项目能够坚持不懈地要求项目中的男性施暴者改变自己。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一模式，看看它的价值理念是怎样的。

    杜拉斯模式是基于女性主义的哲理，在家庭理论文献中流传广泛的"权力与控制"概念就是杜拉斯数个妇女庇护中心和200多个受虐待妇女共同合作的成果 (Pence&Paymar，1993)。这个模式可说是女性主义及被虐妇女运动的产物 (Whalen，1996)。杜拉斯模式严格要求男性施暴者检验男性的社会化过程中是充满权力、剥削及社会赋予他们的优越权利的。他们要学习抗拒性别不平等的错误观念及男性即当权的谬论。反过来，他们学习另一套正面的思维方法与行动去处理他们的情绪压力和缓和冲突的良方。另外一个重要教育成分就是这些施暴者学习如何倾听和尊重妇女的经历。

    另外，杜拉斯模式倡导使用教育的方法来做施暴者的工作，而不重视男性施暴者的感情反应。"权力与控制"是这个模式对家庭暴力的核心解释，而基于这个基本信念编制出一套 "放诸四海皆准"的教育课程。社会工作者主要是扮演一个 "教师"的角色 (Lindsey，McBride，&Platt，1993)。这种教育课程的模式使为男性提供的服务变得比较样板式 (Pence&Paymar，1993)。由于这模式相信男性施暴者推卸责任，不鼓励与他们探讨有关无助、困惑这些可能的情感反应，因此会忽视了男性施暴者推卸责任的背后由情感推动的因素。

    最后一点，杜拉斯模式直接挑战男性和男性观念中的"认识上的扭曲"。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它提倡社会工作者要同案主的讲述内容保持 "距离"，在给有虐待行为的男性做工作的时候，由于这些男性多把施暴的原因怪责到妻子身上，所以案主通常被视为不忠实的(Stordeur&Stille，1989)。但这种假设是会局限于以施暴者的权力与控制作为唯一的施暴解释，而会妨碍去找寻引致其施暴的其他原因。

    毫无疑问，杜拉斯模式使得不少有过家庭暴力经历的男性和女性受益匪浅，但是这并不是干预家庭暴力、降低重复虐待可能性的唯一有效方法。事实上，不少别的方法己经被越来越多地采用了。下面先对由达尔文治中心 (Dulwich Centre)创制的"叙事治疗"进行概述， 然后再讨论一下将这两种模式揉合在一起的综合模式。
三 达尔文治模式 (Dulwichmodel)
达尔文治中心坐落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麦克•怀特与大卫•艾普斯顿从这个中心开始创建了"叙事治疗"的理论 (white&Epston，1990)。叙事治疗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的基础上建立的，它给实际工作提供了一种非传统的方法 (张宇莲，2002;张叶玲，2002)。叙事治疗的重点放在增强案主的自我认同感或以下称"身份"(identity)，进而强化个人应付问题的把持能力 (Personal agency)。在以下几个方面中，达尔文治模式和杜拉斯模式表现得大相径庭:

     (1)与心理教育有类似的看法，叙事治疗亦认为男性对权力与控制有欲望。但叙事治疗同时强调男性渴望拥有一个充满爱及关怀的伴侣关系。相对于心理教育模式，叙事治疗假设男性情愿与配偶有一个非暴力的亲密关系。此关系是基于爱而非恐惧。使用暴力主要来源于大部分男性认为权力与控制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权利，而这意识来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赋予男性的"特权"。但正由于这种"特权"，妨碍了男性施暴者对其施暴的行为负责任，同时也影响其对配偶的尊重，以至无法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叙事治疗不会认为男性施暴者不忠诚。由于社会传统赋予男性在性别关系上的"特权"，他们会相信在配偶关系上他们是可以随意行使这些 "特权"的，因此认为 "打老婆"也是他们的"特权"。叙事治疗就是要针对男性对这些 "特权"的信念进行解构 (deconstruct)，让施暴者意识到社会给他们带来的谬误。

     (2)达尔文治模式认为我们需要听取受虐者和施暴者讲述他们的经历 (Foucault，1980)。叙事治疗认为每一个群体的经历部有其独特性，因此不会认为某群人的经历比另一群人更优越。叙事治疗虽然不明确采用女性主义的立场，但是它亦认同与性别有关的问题是社会压迫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还认为性别压迫是众多社会问题中的一个，性别压迫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与来自种族、阶级、年龄的压迫是一样的。叙事治疗并不否认妇女对"权力与控制"的经验，或者一些男性视虐待行为为从伴侣身上获得 "权力与控制"的手段。一些男性对他们的行为是一种认识，他们的伴侣是另外一种认识，双方对同一事件的认识是同等重要的。(施暴)男性向社会工作者讲述他的经历和想法，这并不是否认这些女性的经历。在尝试去理解受虐者和施暴者的经历时，此二者不是"或者"的关系 (二取其一)，而是 "都是"的关系 (二者并存)。这个二者并存的立场可以开启探索"权力与控制"以外因素的可能性。

    (3)叙事治疗认为男性施暴者并非不忠实。由于受传统社会观念的熏陶，他们确信使用暴力乃男性的特权(Augusta-Scott&Dankwort，2002)。在对男性施暴者进行辅导时，社会工作者重视男性施暴者有关抗拒不公平对待的经历。与他们追索回忆一生经历内他们是否遇过不公乎待遇而能站起来抗拒它。比如，在西方文献中发现，大部分施暴者本身亦曾受暴力的不公平对待 (如曾受父母的严重体罚)。从这些不公正的经历中，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一起重新建构一个如何抗拒暴力与不公平的身份 (violentidentity)，并探索如何与其配偶重新建立一个非暴力的亲密关系。

    (4)心理教育模式鼓励社会工作者去当案主的"老师"，叙事治疗却是采用比较与案主合作的方式来阻止家庭暴力行为。一条基本原 则是，"干预"要区别于"问题"本身。比如，"问题"是一个人(施虐男性)强迫另一个人 (受虐妇女)同意他的看法 (一点都不能接受不同看法)，那么，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就不能同样还是一个人(社会工作者)强迫另一个人 (施虐男性)同意他的看法了。这即是说，社会工作者必须同案主合作，而不是强迫案主顺从社会工作者的观点。他们一起共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5)如果说心理教育模式鼓励用一种对质式的方法 "坚持"男 性必须改变他们如何对待他们的伴侣，达尔文治模式则提倡社会工作者要 "邀请"男性给予他的伴侣多一些尊重 (Jenkins，1990)。前者的假设是男人不想改变，所以他们需要被推动才会改变。叙事治疗的假设是男人自己是想改变自己对待家庭成员的粗暴方式的，只是在他们改变的道路上有一些障碍和困难。施暴者也有他们明白的一面。他们是感受到家庭暴力对家庭的破坏。当这些情感能得以表达的时候，他们也会愿意接受家暴其实带给他们羞耻的感觉，社会工作者并可进一步与他们探讨社会对女性的不尊重，这股力量令他们以为使用暴力是他们理所当然的特权。由于叙事治疗从男性认知层面深入解构社会对他们的影响，这模式鼓励男人自己站起来去推翻那些障碍和困难，而不是依赖于社会工作者去扫清障碍。在这种理念下，叙事治疗实际上是通过提高男性自我的责任感来达到改变的目的。

    四、用叙事治疗干预家庭暴力

    在使用叙事治疗时，可以先从 "外化"(externalization)谈话开始 (Freedman&Combs，1996)。"外化"旨在将 "问题"描述成一个身外之物，而不像一般治疗法那样将 "问题"说成是人自身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不说 "某人感到情绪低落"，而是将 "情绪低落"外化成为一个外在实体，说这个实体怎么出现在某人的生活中并且干扰了他的生活。外化的谈话可以使人感觉到人自己不是 "问题"，人只是被这些 "问题"干扰和影响了。继而人们会认识到这些 "问题"有社会的因素，而不会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与否定。

    外化谈话可以使社会工作者和案主都获得巨大的"解放感"(在艾普斯顿和怀特1990年的著作中有相应的例子)。然而，有些人会质疑如果治疗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男性对行为的责任感时，行为的外化会否导致类似旧方法中的 "责难旁人应为虐待行为负责"这种态度(Hearn，1998)。我们认为不要把虐待单单看成一种功利控制手段(即权力和控制是行为的动机)，而是更深入摸索虐待行为背后的因素，把施暴看成是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后果 (比如笔者常用的概念有妒忌、恐惧、自我中心、消极性心理等)。当把各种导致施暴的因素外化成外在的实体时，施暴者要针对的不是他自己本身，而是这些外在的实体。把问题外化更能让施暴者愿意站起来对付这些行为，而不会损害自我的认同感 (ident;ty)。因而，在社会工作者与他们一同找出他们曾站起来对不公正的过往受忽视的经历反抗的事实时，案主会更强化自我认同感，拿出勇气更愿意承担控制施暴行为的责任，在治疗中会更有效。这种外化的谈话可以帮助男性找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他们对待其配偶的暴力行为。笔者常常便用的问题有:

•当妒忌占据了你的感觉的时候，你会想什么?
•你的配偶有一段时间没跟你说话了，消极性心理 (即"总往消极的方面想")是怎么给你火上浇油的?
•你怎么知道恐惧开始控制你了呢?你注意到自己有什么变化吗?事后看来，你注意到其他人在恐惧控制了场面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吗?

    外化的谈话应该用“名词”，而不是“动词”。例如，名词 "施暴行为"将问题客观化，而动词 "施暴"暗示一个隐含的主题，即暗示案主是有问题的。

    外化谈话可以让案主和社会工作者一起探讨问题给个人带来的影响 (Morgan，2000)。通过一系列技巧，可以使案主和社会工作者更明确这些影响，比如，测定问题的发展趋向 (即，问题得到了改善还是恶化了？)来测评对伴侣关系的影响 (即，你的伴侣觉得跟你亲近了还是疏远了？)，测量全局的和特殊的效果(比如:在工作上有效、在家庭中无变化，或者，有些人有变化、有些人则没有)，及对未来的预测 (例:如果这个问题继续存在的话，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事情?)等等。

    将问题的影响考虑进治疗中，会让男性站到反对对自己配偶和家人的暴力的立场上。比外化谈话更进一步，这种 "反暴力立场"对于给施暴男性做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成为形成 "我较喜欢的身份"(Pre&rredidentity)的第一步 (White，2000)。在叙事方法的架构里，"身份"并非天生、固定的(即个人的内在)，也非行为背后的动机，而只是一系列行为、表现所产生的自我认同感 (Butler，1999)。在做施暴者男性的工作时，要帮助他们获得与以前不同的自我体验，这个自我体验建立在 "尊重"而不是 "虐待"行为的基础上。当男性施暴者能建立一个 "站起来对抗暴力"的较喜欢的身份时，这便削弱他们心目中向配偶施暴所占有的合理地位。

    身份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相反，它是视社会情况而定的。所以，身份如果要变成 "真实"的话 (即深植于社会环境之中)，它必须被社会承认(Wh;te，2000)。在这种方式下，身份需要 "观众"(audience)，正如有了观众才有演出(West&Zimmerman，1987)。例如，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尊重别人的人，但他对待旁人的实际"演出"却并不与之相符，那么他的这个 "身份"是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的。这种行为表现与他想要的身份的不一致会让此人重新考虑用别的方法来处理与旁人的关系。

    谁可以扮演 "观众"的角色?在作者的经验中，社会工作者可以 作案主的观众;案主周围的朋友、亲人亦可以担当这角色。在北美，用小组形式辅导男性施暴者已有廿多年的历史，小组成员作为男性施 暴者的观众尤为见效。小组工作方式给这些男性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展现他们的新 "身份"，并使之得到承认。我 (第二作者)在做一名名叫道格拉斯 (化名)的男性工作时使用了这一方法。道格拉斯因为对他的配偶有虐待行为而进入我们的咨导项目。在单独面谈的时候，他的头埋得低低的，为他对他配偶的行为感到惭愧和痛苫，而且他们的孩子也目睹了母亲所受的虐待。在进行小组工作阶段，他发现他的配偶有了外遇。道格拉斯诉说了他想揍这俩人一顿的欲望，不过，小组的成员提醒他要考虑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他的孩子产生的影响(即，"如果你生气或者被出卖了，你就可以使用暴力"这种概念)。小组成员还问他:如果他采用一种不伤害别人的方式表述出他被伤害的心情，这对孩子们义会怎么样?道格拉斯说孩子们会认为他是一个 "爸爸"。这种身份----- "变好的男人"和 "负责任的父亲"------ 对道格拉斯来说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也是小组成员大力支持和给予很高评价的。

    有时候，社会工作者可成为案主的观众。一个有效的途径是运用怀特及艾普斯顿 (Wh;te&Epston，1990)和其他人 (Freedman&Combs，1996;Morgan，2000)提出来的"治疗信件"。我 (第二作者)采用手写的方式来写治疗信件 (我觉得电脑打印的信件总不是那么有人情味)，行文不是那么正式，并带点调倪、轻松的味道。我曾经与之工作过的男性比尔 (化名)曾经想要控制他的配偶，也曾经用暴力的方式强迫配偶 (桑德拉)放弃她的反抗。我们把他的虐待行为外化成为"权力竭绊"，他会为桑德拉为增强自身独立性所作的努力感到害怕，此时他就非常容易陷入这个 "权力竭绊"。一次谈话中， 比尔第一次认识到可以在不会损害感情关系的前提下相互接纳不同意见。之后，我给比尔写了这封信:

    比尔:你好!

    我觉得今天我可被你"逮"着了，因为你今天跟我说的好些事我都跟不上。希望我理解的还不大错，并且对你能有所帮助。

    你提到在过去的五天里你和桑德拉之间相处得多么好，好得让你回想起当初你们刚刚开始约会时候的情景。我知道你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但是你也提到了你担心好的变化不会长久。我也知道你不喜欢自吹自擂，所以当我问你你们之间有什么变化时，你只提到了桑德拉的变化。但我敢肯定你自己一定也有变化，只是你不爱宣扬罢了。

    在我听到的你的话里，我注意到了一些你虽然不愿意说但确实有的变化:
1•你不再是 “高高在上"似的跟桑德拉说话，而是把她当作平等的、同样值得尊重的人那样 "和她"说话;
2•在应该给予信任的时候，你给了桑德拉足够的信任 (你知道人都喜欢干完了事被人拍拍肩膀鼓励一下!!)。
另外一件今天让我印象深刻的事 (虽然可能你自己也不愿意自夸)就是，你认识到争论是伴侣关系正常的一部分。你知道争论一定会有的!你更关注的是争论完之后的那些事不会再发生了。你也认识到了如果做了什么后悔的事，道歉是多么重要，即使桑德拉没有照你想要的那样回应你。
你给了桑德拉足够的尊重，给了她足够的信任，为你后悔的行为道歉，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竭绊"在你们的感情关系中能有多少生存机会呢?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它一点生存机会都没有。永远反对权力翼绊!

    五 对两种模式的反思

    第二作者黎敦义与男性施暴者工作已有十年。当他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以上讲的杜拉斯模式是介入男性施暴者服务的主流模式，内容强调有规划的心理教育及质询男性的施暴行为。无可置疑，这模式使不少男性施暴者的行为得以改善，使他们与配偶受益。但我总觉得这模式欠缺了对人的一点尊重，这与我的价值观念有所矛盾。心理教育模式对男性施暴者总是抱着质疑的态度。由于这模式纯粹基于权力与控制的划一信念，这大大局限了男性施暴者去探讨其个人经验中引发他们使用暴力的其他因素。由于心理治疗模式的信念是社会工作者比案主知道得多，于是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去指导案主应如何去做，而忽视了与案主共同探索应对其独特经验去找寻答案。当心理治疗的划一方案不能成功应用在其案主身上时，该案主便被视为 "不愿意改变"，甚至被责怪是 "刻意否定"或 "找借口"去抗拒。这种信念大大削减了案主找寻其他根据其经历可找寻答案的空间。

    在多年为男性施暴者的工作经验中，我发现两种模式均有可取之处，因而把它们结合起来。我抱着叙事治疗的人本信念，相信男性施暴者其实渴望与配偶有一个非暴力的关系，用叙事的形式启发他们去探索，虽然不一定从权力与控制的角度，但重视男性施暴者的责任感，我亦抱有一种 "不比案主认识得多"的态度。多年的工作经验让我明白到只有案主本身才是自己经历的专家，他们最清楚及认识自己的经验所累积的知识。因此我不比他们更知道解决其自身问题的答案。由于我能够放下这种专家的态度，我更乐意去倾听案主诉说的呼唤，我对其人生的故事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并有更大的好奇心去了解更多。在另一方面，我认为心理教育模式的教育环节对很多男性都有帮助。很多时候，由于他们成长经历的局限，末能掌握如何正面处理亲密的关系。当他们不运用暴力时，发现有些不知所措，适切的教育内容可帮助案主逐步采用正面的方式与配偶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在小组形式方面，有系统的共同学习有助于数名小组成员在一个坦诚和安全的气氛下，共同探索与人正面的交往。

    在我负责的男性施暴小组内，我采用叙事治疗的信念与态度融入整个过程中，亦结合心理教育的循序渐进疗效方法，按部就班地让成员掌握新的技巧，让他们看到成效。通常第一阶段我用较系统的教育模式作为开端，让一些经历较深，已完成小组进程的成员作为讲解员，分享他们改变的经历，让新的小组成员产生认同感。第二阶段是一系列的课题，针对如何减少及防止对配偶使用暴力。第三阶段乃采用更强的小组过程，运用叙事治疗的要素及方式去探讨亲密关系所带来的矛盾及疑惑，运用大家所经历的故事去找寻应付这些矛盾的方案，以达到小组互助的目标。第四 (最后)阶段是每月一次的"联系"聚会，让各小组成员切磋对所学的新技巧的运用与阻力，他们如何尝试去克服遇到的困难，彼此分享成功与失败，互相再学习如何应用非暴力的方式建立亲密的关系。在近年，第二作者服务的男性辅导中心更建立了不同内容的小组为男性提供服务，例如:亲子小组，人际关系小组。第一作者在这两年对这些小组正运用质性与量化的研究方法进行评估。初步结果发现成效显著。